中國鄉村承載約5億人口，以全球9%的耕地保障糧食安全，其發展關系生態與民生。隨著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鄉村地區的清潔能源推廣與應用已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由中國農業大學生物質能科學與技術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和農業農村部可再生能源清潔化利用技術重點實驗室聯合編寫的《中國鄉村能源轉型與低碳發展路徑觀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鄉村地區散煤取暖與生產供熱占比突出，年民用散煤消耗約1.5億—1.7億噸，主要集中在華北、汾渭平原及東北地區。盡管散煤僅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2.9%，但其低效燃燒釋放的PM2.5成為鄉村地區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與“雙碳”目標相悖。當前推動鄉村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成為減污降碳、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的核心挑戰。
低碳村莊不斷涌現
近年來，國家政策將能源整合納入“雙碳”目標及鄉村全面振興核心框架。從《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2022—2023年秋季天氣污染綜合治理實施方案》到“千家萬戶沐光行動”“千鄉萬村馭風行動”等可再生能源政策加速落地，國家能源局等四部門聯合啟動“農村能源革命試點縣建設”，計劃至2025年建成一批可再生能源占比超30%、增量占比超60%的試點縣，都在通過挖掘鄉村風光、太陽能、生物質能等資源潛力，延伸產業鏈并帶動經濟升級。
此外，“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規劃明確支持分布式光伏、生物質熱電聯產等項目，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資金保障，推動“零碳計劃”落地。今年4月，農業農村部依托西部平原縣科技園將29個村納入全球環境基金首批“中國零碳計劃促進項目”試點名單。在政策不斷護航下，越來越多的“低碳村莊”涌現。鄉村能源轉型嘗試通過立足資源稟賦，構建“多能互補”模式和差異化發展路徑，西北地區聚焦“風光儲一體化+生態治理”模式，東部沿海縣域則探索“海洋能源+產業融合”。
“自2021年9月山東省實施‘百鄉千村’綠色能源發展行動方案以來，該省鄉村人均年用電量由原本的434.8千瓦時提高至2022年的559.5千瓦時。同時，清潔能源占比不斷提高。”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周宇光在解讀《報告》時用一組數據印證了鄉村能源轉型的階段成效。
“比如，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建成了亞洲單體容量最大的漁光互補項目，年發電量超8億千瓦時，配套發展綠氫儲能與海產養殖，推動傳統漁業向低碳產業鏈升級。”周宇光說。
陜西省渭南市澄城縣建成30萬千瓦分布式光伏矩陣，同步實施節水灌溉工程，實現年減排二氧化碳26萬噸的同時提升農田產出效率。“當地通過屋頂光伏實現花椒烘烤電氣化，年發電量達1.6萬千瓦時，不僅滿足了花椒烘烤的用電需求，還為村民帶來增收。”周宇光說，“此外，權家河村光伏電站年發電2415萬千瓦時，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02萬噸，為村集體帶來每年5萬元的增收，村民通過光伏年增收3000元，徹底告別燒煤。”
“新”圖景挑戰仍存
仇永祥是常州戶用光伏的積極使用者，分布式光伏給他帶來了實打實的收益。“我家屋頂有一個25千瓦的小電站，日發電量80—100度，一個月的發電量2500—3000度，每個月收益大約在2000元左右，這對于我們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不錯的收入了。”
在仇永祥的帶動下，更多的村民也積極選用戶用光伏，讓鄉村能源轉型從“要我轉”向“我要轉”不斷轉變。
在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民用清潔爐具專委會秘書長任彥波看來，“要我轉”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要求。“如果村民對政策不夠了解，對花這筆錢存在疑慮，‘要我轉’就很難繼續推動。如果讓村民自己感覺到政策對自己有利，有了收益才有奔頭，那么自然就會主動要求‘我要轉’。”
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與環境專委會秘書長王衛權也表示，鄉村能源的發展一定要普惠，要給農民收益。“但能否有收益，除了技術問題之外，最重要就是經濟性問題。”
目前，鄉村清潔用能存在經濟性不足的問題。這背后有政策疏導和落地的原因，也有技術適配性的問題，都是鄉村能源轉型中面臨的挑戰。
2023年底，SEE基金會與能源基金會共同開展“鄉村能源轉型與低碳發展項目”，經調研發現，目前我國鄉村能源消費結構相對單一，盡管近年來清潔能源消費占比有所提升，但受資源稟賦影響，部分鄉村取暖、炊事仍以煤炭為主，散燒煤問題突出。
“我們調研發現，盡管鄉村清潔能源占比提升至73.4%，但基礎設施滯后、補貼政策不穩定、居民認知不足等問題制約轉型進程。比如在山東某地，76.47%的農戶仍使用散煤，65%的受訪者對能源轉型政策缺乏了解，部分太陽能設備因維護不足遭棄用。”周宇光說。
“鄉村地區擁有豐富的生物質資源，如秸稈、畜禽糞便等，但大多數尚未形成完善的生物質能利用模式，開發利用效率較低。此外，鄉村新能源裝機容量不足，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高，且由于居民分布分散，難以形成多能互補的能源供應模式，導致能源綜合利用效率較低。”周宇光補充說。
“早期國家政策推動農村利用當地自然資源發展能源，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但隨著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政策稍滯后于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一些項目難以持續。就比如許多可再生能源技術已成熟，但政策調整不及時，阻礙了產業發展。”在中國沼氣學會秘書長李景明看來，政策的不穩定性導致鄉村能源政策存在“急剎車”現象，給產業投入和社會資本帶來風險。
李景明認為，政策支持的可持續性有待加強，如一些補貼政策不穩定、標準不一，且隨著時間推移補貼逐漸遞減，可能導致設備閑置。
《報告》指出，目前部分清潔能源技術在鄉村地區的應用場景有限，或存在穩定性、可靠性等問題，能源消費結構有待優化和能源資源利用率低下的問題亟待解決。
探索綠能使用破局之路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未來無論是鄉村清潔取暖還是鄉村生產用能，都應當秉持“堅持、普惠、主動、有個性”的目標，借鑒可行案例，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實施方案。
《報告》建議，未來要從頂層設計層面強化鄉村清潔能源轉型的政策延續性和長效機制，制定“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專項規劃，系統布局適配農村需求的清潔能源供應體系。強化財政補貼、綠色信貸、碳減排收益等多元化資金支持機制，建立動態監測預警平臺，對返煤風險區域實施精準干預。
任彥波認為，可以設立專項扶持計劃，鼓勵研發智能化低排放的生物質爐具等清潔能源設備，推動技術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加大對鄉村適用清潔能源技術研發的投入，如地熱能高效回灌、智能微電網等前沿技術，構建清潔能源轉型的核心驅動力。
周宇光表示，還可以構建鄉村能源數據監測網絡，建立“縣—鄉—村”三級能源數據直報體系，實時監測清潔能源替代率、居民用能成本等核心數據，形成覆蓋能源生產、輸配、消費的全鏈條數據池。這既為鄉村能源轉型決策提供精準依據，也便于總結鄉村能源轉型的實際進展與效果，總結推廣成功經驗。
多位參與推廣鄉村清潔用能的基層干部和用戶都表示，應當強化宣傳引導與能力建設，通過多種宣傳渠道和形式，普及清潔能源的經濟性、環保性及政策補貼信息，引導村民從“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同時，持續開展鄉村能源技術創新報道，助力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
“更重要的是要鼓勵采用‘能源+產業’融合模式，通過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帶動鄉村能源轉型，提升農戶參與度和收益。此外，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如設立農村能源轉型風險補償基金、推廣應收賬款質押等融資產品，為鄉村清潔能源項目提供多元化的資金保障。”《報告》建議。（記者 渠沛然）
